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传达了他对被载入史书的不安历史有什么用处？这个严肃的责难经常令其堪称智慧的历史学家深感气恼，因为问这个责难并不更容易。现代历史学被限定版为不能是对过去再次发生的一切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文学创作意图不予极力杯葛。

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现实”的标准拒绝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行折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演绎，就结构出有自己的历史学。他们指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有可能修建一座“能天塔”，说明了“天道”的秘密。对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读者大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确有？于是，人们开始自发性地建构归属于他们的历史。

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寻找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直言、忍者这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加油鼓劲；女人们和艰辛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谋求精神安抚，用他们来稍微舒缓一下残忍的职场生涯累积的紧绷情绪。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遭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经常被视作智慧的象征物。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备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

在中国的传统中，“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闻兴亡，可以“资治”。“观之上古，检验之当世，参之人事”。

可以“察盛衰之理，判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福矣。”大饥荒期间，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传达了他对被载入史书的不安。与古代比起，现代史书的编写再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历史被确认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进的大自然过程。“人”渐渐被赶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变革的结局。

历史记述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再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经常记载人的德性和作为，如勇气、荣誉、智能、镇抚等。而且，史家总是怀著对天道敬而远之的精神状态，“天行有常，不以尧遗，不以桀亡”，“忘有苍苍不能回答之天哉”。

王夫之说道得更加索性：“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在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

”由是我们获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谈“理”的。正是在他们的编撰中我们懂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增生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具有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只不过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古代和现代历史编写的另一个最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回应有很独到的解释：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全然的编年史家，他们决不参与大力的公共生活，忽略地，古代的历史家毕竟大力参与公共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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